七十二条有关“不抵触”的法律规定，理解为“不得与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和行政许可法相抵触”。除此之外，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也不得介入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国家公务员法和出入境管理法等法律规定的事项。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民族自治地方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注意吸纳和发展民间社会调解方式，发挥民间法、习惯法的功能作用。这些已融入到地方法规中的习惯法和民间调解方式，由传统、惯例和习俗等地方性知识构成，不仅能潜移默化地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当中去，而且已经成为乡村的村社共同体自发秩序的基础部分。

三、法治环境是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的外在机理

（一）公众参与立法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

汇集社会治理的民意民智、完善多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机制。公众参与立法一个最显著的优势和特点，就是能够起到遏制地方立法活动有可能被立法主体垄断，防止地方立法异化为极少数人谋求部门利益的手段。我国公众参与立法的“公众范畴”，包括“普通公民个体、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团体等。”党的十八大提出制定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要听取公众意见，“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创新“公众参与”的立法方式；党的二十大提出要“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拓展民主渠道”的要求。公众参与立法活动，不是“为了参与而参与”，而是力求通过参与的方式和途径，对地方立法的结果产生应有的积极影响。譬如，生态环境问题是涉及国计民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由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程度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期待心理不对称，抑或由于环境治理项目初期运作的不规范等因素所致，导致一些地方出现群体性事件。生态环境问题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利益冲突性，地方政府如果能真正做到“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从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实施的初始阶段，就多举行一些面向公众的“分析会”“论证会”“听证会”，主动邀请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群众代表参加实地考察，涉及环境影响评价活动能够让群众及时了解乃至参与其中，就能够起到未雨绸缪、春风化雨的积极效果。习近平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治理是典型的公共事务，具有显著的公益性和非排他性特征，需要从人和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的角度来分析公众参与机理，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已愈来愈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是“十四五”时期和未来一段时间的艰巨任务，需要社会各方协同发力，全民参与为环境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提供合力基础。又譬如，《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七条对成年男女“结婚年龄”的规定，是在全社会具有普遍性、规范性法律效力的。在“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参军入伍”“负法律责任”等现实生活中，民法有关“成年人年龄”的规定，无论事实上是否合理都必须适用，很可能不满法定年龄的人已经具备了事实上的行为能力。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治理立法，往往涉及复杂的利益调整问题。不同的利益群体因各自担当的角色不同，所处的位置不同，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往往形成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利益诉求，在进行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配置的时候，通常免不了形成博弈。这就需要立法机关坚持和完善公开征求意见、论证听证、协商协调等立法制度，听取和回应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立法意愿与诉求，使立法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更有实效。公众参与立法是由《立法法》等国家法律规定的，能够起到防止立法活动被立法主体垄断，从而使地方立法异化成为某些部门谋求私利的手段。2023年《立法法》的修改，突出体现民主立法方面的实践经验，强调要在地方行政法规起草的过程中，进一步拓宽公众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应当“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进行。为了确保立法草案应有的质量，《立法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专业性较强的法律草案，可以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起草工作”。吸收公众参与抑或“委托第三方”完成法规草案的起草，在本质上是最直接的公众参与立法工作。建立促使立法主体履行民主立法职责的约束机制，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立法的激励机制，有助于发挥和实现民主立法的基础功能，也有益于增强基层政权合法性、人民性的政治功能，近年来公众参与立法已成趋势。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公众扮演立法的参与者、建构者角色，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立法活动，实际上就是为公众合法表达诉求，提供了一条制度化、有序化的渠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引导和鼓励公众参与立法活动，把公众参与立法的原则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笔者在广西基层进行立法调研和乡村治理“三治结合”调研中发现，“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存在分权矛盾的背后，实质上隐藏抑或纠结一个‘事权与财权’如何配置的问题”。如果能够通过立法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下放立法权，如“把那些原本属于中央立法范围内的立法事项，但由中央实施立法又‘弄不好、管不了’的活儿，交由地方立法机构去完成，也许更有利于节约成本、更为便捷利民、立法效果也会更好”。

（二）以人民为中心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根本支撑

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和增进人民福祉贯穿地方立法的全过程。在地方立法工作中坚持和坚守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仅要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而且要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在地方立法的目标上，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和期待，把实现好、维护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立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在地方立法的程序上，要依据《宪法》《立法法》的程序规定，严格立法、规范立法、科学立法，防止个别行政机关借立法的机会扩大本部门的权力，防止特殊利益群体通对立法施加非程序性的干预，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