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3.1 河南南阳 鹿车升仙图

     《楚辞·哀时命》曰：“骑白鹿而从容与”。鹿不再是凡俗的野兽，而是被赋予了神性，成为了沟通仙凡两界的媒介，是凡人升仙的工具和仙人坐骑。因此在墓地墙壁石板上刻画仙鹿，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一种功能性的“视觉巫术”，是墓主人渴望通往仙界的表现。图 3.1 出土于河南南阳，高 46 厘米、长 125 厘米，图中两位仙人乘坐着有两只仙鹿驱使的鹿车，前方是云雾，后方一只仙鹿载着一人跟随者。图 3.1 以及前文提到的仙人骑鹿图，世人与仙鹿的画像石画像砖反映出汉人“视死如视生”的生死信仰。死亡本是生命的终结，但汉人不这样认为，他们向死而生，认为人死后才能得道升仙，长生不老，只有这样才能骑着仙鹿前往仙界。

　　（二）谶纬思想：从“自然祥瑞”到“政治符号”

　　西汉末年，谶纬思想盛行。所谓谶，是神灵启示人类的一种预言，是当时巫师、方士所创制，用以预示吉凶祸福的征兆或凭据。刘照《释名》曰，“谶，纤也，其义纤微而有效验也”。其实属于我们常说的天人感应论的范畴。“纬”是方士化儒生对儒家经典进行附会，以隐晦诡谲之语诠释经义之作。为了经学神学化和神化现实统治者的需要，纬书中引用和编造了大量的谶言，这种经学神学化的产物就被称为“谶纬”。

　　而董仲舒在汉代谶纬神学思想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董仲舒是今文经学家，他把“三纲”“五常”阴阳五行化。《河图》《洛书》中关于帝王受命，圣王感生的记载，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对于《诗经·玄鸟》中记载的契和后稷的感生神话，朱熹注《诗·大雅·生民》曰：“......明其受命于天，固有以异于常人......苏氏亦曰：‘凡物之异于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气常多，故其生也或异。麒麟之生，异于犬羊；蛟龙之生，异于鱼鳖，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异于人，何足怪哉！’......” 【18】人们常把祥瑞灾异与人类的吉凶、时代的盛衰联系在一起。如《山海经·中山经》记载道：“有兽焉，其状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诸’，见则其邑大水。”董仲舒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把祥瑞灾祸与政治统治结合起来。《春秋繁露·符瑞》：“有非力所能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

      汉代人图腾意识渐弱，不再局限于原始狩猎中的动物崇拜。他们常从功利角度出发，将所信动物神化，主观认为这些动物拥有“超人”之力，能带来好运。在墓葬之地刻画仙鹿，其意义超越了个人升仙的范畴，上升为对墓主人（尤其是具有官员身份的墓主人）的一种政治合法性的认同方式。将仙鹿与龙、凤、麒麟等公认的帝王祥瑞并列，这种“祥瑞”式的图像，一方面是对太平盛世的赞美，另一方面也可能隐含着墓主人对自身功德的标榜。

　　另一方面，“鹿”早已成为政治权柄的象征，像“逐鹿中原”“鹿死谁手”等词语就体现了这一点。《汉书•蒯通传》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注》谓：“张宴曰以鹿喻帝位。”《瑞应图》亦曰：“天鹿者，能寿之兽，五色光辉，王者孝道则至。”又曰：“王者承先圣法度，无所遗失，则白鹿来。”这种政治隐喻也在墓葬中的仙鹿纹样有所体现，在神仙信仰的外衣下，也可能暗含着对现实政治权力的追逐与守护。试想一下，或许对于一位贵族或官吏而言，在死后世界拥有仙鹿，不仅意味着成仙，或许也象征着在另一个世界可以继续保有或获得尊贵的地位与权力。

　　汉画像纹样组合也或多或少受谶纬思想的影响。“白鹿”“双头鹿”（图2.3）、“麒麟”等异变形象的出现，与谶纬思想中“物异为瑞”的观念相印证，试想当寻常之物出现异常形态，这不正是正是上天降下祥瑞的证明。因此，笔者认为这些看似怪诞的图像，其实是谶纬思想在视觉上的直接体现。

　　四、结语

　　“鹿”从先秦到西汉再至东汉以后，至今历经千百年洗礼。身份不断发生着变化，从一开始的猎物，到神秘的祥瑞象征以及政权合法的象征还有包含祝福的　“福禄”，其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尤其在汉代人的精神世界里，鹿已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界的动物，而是承载着他们情感、希望与幻想的艺术符号。汉画像中，仙鹿折射出汉代人对于死后世界向往及羽化升仙的生死观念。汉仙鹿画像，更是两汉时期道家、儒家与谶纬迷信相互交融的宇宙观的产物。在生死观上，汉人把它视为世人克服死亡的恐惧、追求生命永恒的媒介，是连接凡世与仙界的桥梁；在谶纬思想层面，认为它是儒家神学化的政治观与天命论的载体，也是王权合法与太平盛世的象征。这两个观念共同交织在汉人的精神世界中：个人的长生愿望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紧密相连。因此，仙鹿纹样以其丰富的图像样式和深厚的文化精神内涵，成为了我们解读汉代人宇宙观、生命观和政治观的一把关键钥匙。

参考文献

　　1. 著作

　　[1]余时英.东汉生死观[M].候东旭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张道一.汉画故事[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

　　[3]蒋英炬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 1 卷.山东汉画像石》[M].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