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关键是破除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迷信

　　改革开放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针对西欧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明确强调我们的理论只是行动的指南，不是万古不变的、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本身就是反对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了真理，但是他们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终结真理。习近平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结合”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释，着力强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刻含义，尤其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定位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每到历史变革的紧要关头，总要伴随着一场思想大解放。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伟大飞跃，以叙事历史的方式记载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实现的三次理论升华。该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未来的中国将伴随着“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在“第二个结合”中实现党的理论、制度等各领域的创新。在新时代新征程新的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经济强国、文明和文化强国，需要自觉地坚持和弘扬新时代的文化精神，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新时代推进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要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坚持“守正创新”的前提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强调坚持“守正创新”原则，说到底就是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自觉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因而推动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自觉做到“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基本方向。当下和未来要精准把握中国之治与中国式现代化耦合机理，依循“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为”的逻辑进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基赋能。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2024年2月18日《湖南日报》发布消息，湖南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为什么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中共湖南省委把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内涵解读清楚了，就是要通过大讨论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为湖南指出的正确方向上来；把目光和心思聚焦到破解高质量发展的难点疑点上来；纠正政绩观的巨大偏差，一心为民办实事等六个方面。这即是说，开展思想解放大讨论就是为了排除杂念、破除成见，坚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同和信心，不在根本问题上、本质问题上陷于迷茫，把思想统一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就“思想统一”问题作了专门阐释，深刻阐明了“思想统一”与“政治统一”“行动统一”之间的逻辑关系，指出“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行动统一的基础”，进一步强调了保持思想统一的极端重要性。就全国而言，解放思想的关键是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反对新形势下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打破西化迷信，把思想统一到“中国式现代化”上面来。这里的思想“解放”是手段、是过程，思想“统一”才是目的。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改革开放的时代性、体系性、全局性问题，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所谓“用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就是要用辩证和历史的观点看改革开放，不能把改革开放的经验绝对化、教条化，尤其是不能把改革开放简单理解为学习西方模式、市场化、私有化。习近平所强调的“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关键点就是要彻底破除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迷信，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达到一个更新的境界，既不能用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来套解中国式现代化，也不能用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来束缚今天的现代化实践。既不能把改革开放前后说成是封闭和开放的对立，陷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迷信，也不能把一定历史时期的做法看成是普遍和永恒的规律，一定要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今天改革面临的重大关系。

　　三、构建现代中华法治文明新形态的路径

　　（一）强化当代人复兴中华法系的文化使命与担当

　　复兴中华法系是践行“两个结合”的内在要求。法治文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早在公元前21世纪，我国就已经产生了早期的习惯法，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制定成文法，出现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经历清末修律以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国法学在“西法东渐”的历史潮流中走向现代化。尽管中华法系是隶属于封建王朝的法系，但是中华法系却能够以中国优秀传统思想为理论基石，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融合法家、道家、阴阳家学说的精髓，在吸取众家学说之长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人为本、礼法并重”的伦理传统，并以此为基础解释法律和审判案件。因而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法治精神、法治实践集体智慧的结晶，确实遗存了许多超越时空、具有普遍价值的法治思想和法治理念，值得后人去认真地思考、传承和发展。尤其是古代法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对于现时代重构乃至复兴中华法系，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新时代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与中华法系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两者都非常重视法律对“人”的关照。“人”是推动中华法系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方面，能够为法治现代化注入中国的文化基因。新时代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中国，要善于运用“变”与“常”的创造性转化逻辑，坚持法律重视“人”的本质和人性，体现“人”的人性人情并塑造人的品格；从对“人”的认识出发，赋予“人”适应时代的科学内容；从法律对“人”的体现出发，建构体现“人”的良法，追求实现“人”的善治。把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形态与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同中华法系相比较，更加凸显了新时代中国法治文明的包容性。法律和道德尽管是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和范畴，但是它们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重要地位和功能，中华法系已成为法律史研究领域的热点，复兴中华法系需要了解中华法系所承载的内容和精神，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新时代中华法系的复兴，不仅需要重新定义中华法系，而且需要形成富有时代意义的科学内涵。其基本内涵起码应当囊括历史、现实与未来三重维度，通过厘清“中华法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当下和未来推进“两个结合”的进程中，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融合形成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华法系的内在意涵。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道路的文化渊源，他说“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习近平的重要论述为把我们党对文化传承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明确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则遵循。只有坚持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够自觉地担当起复兴中华法系的文化使命，更好地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建设文化强国。因此，法学界要从对中华法系定义、内涵的考据性研究，转变到更为关键的法理性建构方面，在遵循法学自身逻辑的基础上，重构中华法系的定义、重塑中华法系的时代内涵。可以说在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推动复兴中华法系正是我们这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