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其中提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权利保护、跨境传输管理、交易流通、开放共享、安全认证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6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在此背景下，8月12日，由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基地主办的“互联网治理中的开放与封闭研讨会”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来自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平台互联互通的理论基础与实践难题，互联网开放的法律认知、现实因素与制度障碍，互联互通的标准、实践、制度建设，以及数据流通中的数据治理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会上，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基地课题组介绍了题为“平台互联互通制度方向与功能定位”的最新研究报告成果（以下简称“报告”）。

互联网治理中的开放与封闭研讨会现场

       国内“围墙花园”现象突出，部分平台逃避执行互联互通政策

       课题组成员黄尹旭博士介绍到，“围墙花园”是指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所有的操作都要经过并留在该生态系统内，行为主体主要是互联网巨头，对产业和社会有着巨大的负外部性，“围墙花园”现象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尤其突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生态。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基地课题组调研发现，从2005年至2021年中，国内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平台屏蔽封杀事件至少158起。而从2008至2022年的14年间，前7年的平台封杀事件只占15%，后7年的封杀事件占到全部的85%。不同于简单的“封闭”，“围墙花园”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它往往立足于商业逻辑，试图构建各种合理性，实质上游走于法律的边缘，因而更具欺骗性。

       报告指出，中国互联网“围墙花园”问题，最早由2008年阿里巴巴封禁百度事件揭开序幕，2010年的“3Q大战”和2012年的“3B 大战”将“围墙花园”问题演变成重大社会事件。此后，将中国“围墙花园”推向新高峰的来自于平台间的封杀行为，头部社交平台曾对淘宝、抖音、多闪等进行屏蔽和封禁，并以“不正当竞争”为名要求抖音和多闪停止使用来自微信/QQ上的用户头像及昵称，尽管这些信息已获用户授权跨平台使用。

       结合我国互联网行业专项行动情况来看，屏蔽网址链接成为重点整治事项。课题组经过调研发现，大多数企业积极响应互联互通政策，但部分企业执行上却并未贯彻这一指导思想，部分超级平台甚至仍然存在逃避执行互联互通政策的倾向。

       例如，在此次互联互通政策落实中，头部社交平台采取了包括“限缩解除屏蔽的范围”、“增加用户访问外链步骤、难度”等在内的新措施，表面上是解除封禁，实际上通过差异化对待、歧视性对待的手段扭曲了“互联互通”的本意。而部分平台所采取的互联互通措施，允许用户直接访问部分链接，而竞争对手的链接需要用户在二次确认后方能打开，造成诸多不便。这种差别待遇问题明显与互联互通的政策初衷相悖，而这一逻辑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反对竞争、反对开放、抵制监管的拖延策略。

       课题组调研结果还显示，超级平台的歧视性开放措施依然持续存在，市场割裂问题并未解决。同时，当前互联互通政策的治理，依然以开放链接为主，对平台之间的数据开放、数据可交互层面涉及较少。此外，超级平台自我优待问题仍未解决，中小企业公平竞争环境受限。

       课题组成员黄尹旭博士介绍到，在部分互联互通典型案例中，3Q大战、头腾大战、格兰仕诉天猫“二选一”、美团取消支付宝渠道等，这些技术封杀和运营封杀已经成为了超级平台之间互相竞争的主要手段，超级平台不断巩固自己的竞争优势，通过自我优待和外部链接屏蔽封杀等措施限制竞争对手，既包括相关市场的直接竞争对手，也包括其他相关市场但具有业务关联性的其他市场经营者。

       基于我国互联网产业现状，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杨东提出“元平台”概念，他认为，“相比较电商平台等，社交平台的封闭更具有代表性，社交平台具有强大的力量，它可以建构生态体系的流量，在形成具备平台、数据、算法三维结构之后，可以实现自我优待，对非其生态内的企业平台屏蔽、封杀，这种平台被称为‘元平台’”。

       在杨东看来，解决“封闭”问题关键在于解决平台背后的权力结构，只有抓住“元平台”的治理思路，才能真正解决互联网治理中的封闭问题，比如在社交平台中，社交头部企业对流量的垄断、封闭是最严重的，但目前尚未得到任何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