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组指出，靠屏蔽封禁来维持市场竞争优势是低效无用的，以争夺流量巨头垂青而获取的市场竞争优势地位，并不是真正基于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创新，“创新企业负责试错，独角兽公司负责验证，巨头负责清场”成为了行业习以为常的“怪现状”。互联网巨头不应当依靠简单的“收割流量”“薅羊毛”的做法获得垄断利益。而解除屏蔽可终结互联网巨头依靠流量入口“坐地收租”的商业格局，倒逼互联网巨头不再贪大求全，转而深耕核心领域，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并通过差异化策略提升服务质量。

       开放是互联网的本质，具有公共基础设施性质的平台应承担积极的互通义务

       课题组提出，互联互通的基本内涵包括开放网络、网络节点的互相联通和信息系统的可互操作，从必需设施原则，网络中立性、平台公共性三方面来看，互联互通具备理论基础。

       尤其是从“平台公共性”来看，大型平台对于社会、经济、公共领域的影响是与日俱增的，它的超时空性、基础设施性等特征，都导致不能将这些平台视为简单的私营的商业主体，应该根据相应的公共主体对其进行相应规制。例如，作为拥有超过10亿日活跃用户数的微信平台可构成必需设施，其对于维护相关市场竞争秩序应当有更高的注意义务。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吕来明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吕来明认为，“不同于一般企业，平台尤其是大型互联网平台，不是纯粹的市场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设施的属性，并且随着平台掌握技术优势和庞大的数据，公共设施属性更加明显。”吕来明说，基于公共设施属性，以及互联互通的目标，应当对他们的营业权进行限制，要求这些平台不能够完全利用自己的数据、信息、资源、技术优势地位进行无限制封闭，从而限制竞争，限制互联网发展的前景和削弱投资创新的积极性。

       吕来明指出，互联互通一方面要考虑保护各方既有合法利益，另一方面，也不允许随意设墙、利用优势进行封闭加剧垄断。对于特定类型的行为要求，必须进行开放互联互通，其他方面原则上采用倡导式的方式推进互联互通。

       去年国家网信办颁布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有对即时通讯平台数据互通的义务要求，这要求用户数量巨大的，具有公共基础设施性质的即时通讯平台，应该承担积极的数据互通义务。同时，在数据互通义务下，取得合法的数据权益和数据互通之间的平衡，是未来互联网治理中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

       报告提出，互联互通是互联网的初心和互联网技术架构的本质特征，平台封禁成为典型的损害竞争行为，已经威胁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一些数字平台主张私人财产、商业自由和技术安全这“三大理由”来抗辩互联互通，这些理由在工业时代有一定的理据，但数字空间的数据公共性、必需设施原则适用和监管科技足以回应互联互通困局，数据的公共性消弭了必需设施原则既往面临的私有财产公共化危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暨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龙卫球

       研讨会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暨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龙卫球同样认为，开放是互联网的本质，互联网治理中的开放与封闭需要考虑三个问题，首先，互联网治理是科技治理的新发展；其次，互联网治理应当服务于互联网发展，不是阻碍互联网发展；最后，互联网治理应该处理好开放与封闭的关系。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文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文华认为，需要分层次看待互联互通问题。“第一个层次是平台间开放链接，目前仍存在链接被屏蔽现象，这非常有悖于平台开放的本质；第二层次是数据开放；第三层次是生态开放。”王文华表示，目前，平台之间、互联网巨头之间存在着数据封锁或者不兼容等现象，“互拦网”已成为互联网发展和创新的一种阻碍。

清华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智能法治研究院院长助理刘云

       清华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智能法治研究院院长助理刘云指出，互联互通是互联网繁荣发展的基本共识，如果按市场自由发展，互联网产业一定会走向封闭，所以必须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行政干预，工信部等部门的工作是有利于维持互联网的开放性。“数据可携带权一定要有专门的监督执法机构，如果监管部门对可携带权没有足够重视，个人主动行使的能力和动力都不足，那么这个条文很容易成为‘虚幻的权益’，这就需要监管部门介入执法或者发布指南。”刘云说。

       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高度推进互联互通，促进流量和数据合理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