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主要内容

　　（一）“五位一体”是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总体布局

　　良法善治是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追求的目标定位。国家是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主导力量。一个国家究竟应当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是由这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模式，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唯一的评价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既不是传统的、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上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形成了统筹推进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要紧紧围绕“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走稳走实社会主义法治道路：（1）在经济建设方面，要维护社会主义社会契约、企业契约和弘扬企业家的契约精神，以保护企业产权和现代知识产权为抓手，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法治经济体系。（2）在政治建设方面，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3）在文化建设方面，文化既是软实力又是硬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当代最新科学技术成就提高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用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健康的文学艺术、生动活泼的群众文化活动陶冶人们的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4）在社会建设方面，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服务为先，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和法律制度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5）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强调用最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盲目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制度。2021年党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规制了“法治中国建设”到2025年及2035年的目标，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建设的愿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在这三者当中“法治社会”是一个全新的法治范畴，其内涵和构造不仅关涉法治社会建设的具体展开，也涉及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整体理解和系统推进。这些目标愿景的顶层设计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形成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安排，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相呼应，使得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法治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有机衔接。我国以良法善治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具有规则之治和法律主治的特征，国家法治以规则体系作为基本的制度形态，形成了以法律规则作为法治核心的规范框架。要实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五位一体”建设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目标，未来需要进一步拓宽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社会规则的多元规范渠道，尤其需要优化立法、执法、司法的国家治理功能，需要把实现国家角色更新作为法治化治理的新起点。从体制机制上理顺依法独立审判与党的领导、司法与行政的关系，完善执法体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国家在能动与谦抑之间达致平衡，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多元社会治理机制协同发力。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体系的多元性，决定了使用的法律规范的多元性。即是说建设法治中国、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除了国家立法外，维系社会和谐秩序的规范体系，还包括经过国家认可的民间法，抑或经国家意志转化的传统法律，甚至还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中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道德规范、惯习性社会规则等。譬如，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基本上是“家礼”与“国法”同源并行，共同维系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形成“出礼入刑”的规范秩序格局。“法律中心主义”往往排斥国家法以外的法律渊源，易于导致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产生裂痕。法律规范多元性有利于发挥民间法的功能作用，促使民间法弥补国家法的不足，成为国家立法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法律规范多元性在本质上是对“法律中心主义”的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国家主动听取民间诉求，在坚持国家立法和法治思维的同时，构建起一种更为开放包容的现代法律观。

　　（二）“十一个坚持”是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内涵

　　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的精神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之中，及时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要求，体现了法治建设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战略目标升级的需要，丰富了法治道路与国家现代化的实践布局和法价值功能。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利于更好地体现“人民至上”的人民立场，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法治体系建设的全过程。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单一制社会主义大国，单一制是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蕴含着古老的治国理政的智慧，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央地共治体制。尽管数千年封建王朝更迭频繁，但是单一制的政治底色始终没有变。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吸取和借鉴中华传统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个客观条件，法治保障需要具有提高有效供给、均衡供给的能力。如果把中国特色单一制投射到法治上，那么，立法就是实行“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治理就体现为“一体多级”的法治体制。法治道路要充分发挥促进人民有效政治参与，依法确保和夯实人民民主的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法治保障作用。尤其要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建设，铺设准确汇聚民意、凝聚民智的法治轨道。要依法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法价值体系和功能，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础性价值，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上指出，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融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各个环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共政策当中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法价值追求的重要目标。（2）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的“五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法价值的核心要素和价值起点，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五项基本原则”，设计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法价值体系。（3）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十一个坚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法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涵，“十一个坚持”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价值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所弘扬的基本法治精神。从法治主体的视角看，任何形式的法治都离不开治理主体“人的因素”。“十一个坚持”中提到的高素质法治队伍和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就是体现处于法治前沿阵地最重要的关键主体，折射出“人的因素”作用的法治体系关系的主体。这种旗帜鲜明地突出法治建设主体性要素的法价值倾向，凸显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再从法治客体的视角看，“十一个坚持”阐明的法治关系客体，完整准确地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所要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和制度建设的重要使命和任务，揭示了法治道路的法价值体系及其结构的基本特征，有利于把握法治道路的法价值目标的确定性，从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信心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