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现实基础

　　（一）化解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选择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藴含着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处理“先富”与“后富”关系的观点，共同富裕随之成为社会主义本质论所要达到的目标。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提及“共同富裕”的话题，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比较适宜，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提出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已经水到渠成。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历史条件、地域差异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民生事业方面既有的发展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布极其不平衡。发展不充分、不平衡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获得满足最根本的制约，唯有通过更加充分、更加平衡的发展才能解决问题。这即是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有关主要矛盾转变的表述，实质上已经藴含着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2020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1年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202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提出“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自此，“高质量发展”被确定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手段，共同富裕以及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共同富裕”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结果，是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追求的价值目标。马克思恩格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任何时候都不会是自动实现的，它是以共同富裕的实现为支撑条件的。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准确理解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基本意涵，对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积极而现实的意义；准确把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有针对性地促进充分平衡发展，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所以，习近平强调指出，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必须“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筑牢发展之基，激活发展动能，增进民生福祉”。

　　（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以现实生产力为物质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实现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设想。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没有直接使用“共同富裕”这个概念，但是他们已经阐释了高质量发展对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前提意义。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质量发展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促成社会主义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协同共富为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设想并指出的“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具有内在一致性”。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一起并列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内容，明确规定为“三位一体”的经济制度体系。这就从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经济运行机制上，为以高质量发展方式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制度保障。未来要进一步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发展混合合作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服务支撑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型国家建设，要在制造强国建设、民生改善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要进一步破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消除各种隐性壁垒，营造公平竞争、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尤其要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和政策体系，激发企业家精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指出，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了社会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的收入分配形式又是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具体实现。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时候，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会到来，到那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真正共同富裕也就实现了。这也即是说，只有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才能建立起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才能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的目标，才能建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才能为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劳动者都有劳动和通过劳动获得社会报酬的权利，必须把共同富裕牢固地建立在劳动者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共同富裕的财富不是分配出来的，而是千千万万劳动者埋头苦干出来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把实现共同富裕建立在劳动者共同劳动的基础上，有利于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有利于凸显劳动者劳动和获取劳动收入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共同富裕思想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引，这是因为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是社会主义制度，它是一个以人民为主体的现代政治概念；共同富裕是在社会领域实现社会公共资源由全体人民共享，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前提下不断增加人民的财富，社会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共同富裕内嵌现代自由平等观念，通过法治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更为公平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人民当家作主为共同富裕提供了人际关系平等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