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实施合宪性审查的依据源自于《宪法》。《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这两条《宪法》规定，可视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合宪性审查权的规范基础，其中就包括对“法律”实施合宪性审查的功能。其实“备案”本身并不是决定规范性文件是否生效的必然要件，在《宪法》《立法法》的规定中，与“备案”这个概念相对应的是“批准”。所以，规定了“批准后生效”“批准后施行”的情形。既然“备案”并非决定规范性文件生效的必备要件，那么，为什么还要进行备案时的“审查”和备案后的“审查”？这是因为备案审查作为立法立规监督制度，已经嵌入国家权力配置结构之中，其作用发挥和功能展开都需要置于国家权力配置的结构中才能被正确理解。区分“备案时的审查”与“备案后的审查”这两种类型也是很有必要的。从立法功能上看，“备案时审查”侧重于“备案”，“备案后审查”则是一个独立的审查阶段，与备案本身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紧密。备案审查通常是先进行“形式审查”，然后才进入“实质性审查”阶段。“形式审查”是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是否符合政治方针、是否在制定权限的范围之内。有些规范性文件尽管其内容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但是与政治方针可能并不相符，这就需要通过备案审查对其加以纠正。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当下可以建立规范性文件系统内备案审查制度的党组织，包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中央工作机关以及有关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党的规范性文件是党组接受领导并实施领导的重要载体，党的规范性文件在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贯穿于党组重要会议和重要决策的全过程。建立党的规范性文件系统内备案机制，既符合“有件必备”“有备必审”的基本原则，也是对现有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的必要补充。

　　（三）完善《宪法》监督制度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

　　备案审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监督制度。“五四宪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确立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进行《宪法》监督的体制。“八二宪法”深刻总结我国法治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相关决议、决定制定后应当及时报送备案，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撤销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及有关决议、决定的职权，为备案审查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宪法》基础。随后出台的《立法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都从完善立法和监督制度范畴，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工作作出规定，备案审查制度在我国正式建立。党中央高度重视备案审查工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 ，要求“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这就从党的正式文件上，明确把“党内法规”之类的规范性文件，统统纳入备案审查和合法性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习近平强调要“要完善宪法监督制度”“推进宪法监督的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提高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能力和质量，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 。经过新时代以来全党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反腐败斗争已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自我完善是执政党固本培元的强身之举，是执政党增强本领、提升能力的有效途径。为此，中共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基础性、支架性、骨干性党内法规，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明确了“党内法规执行”和“责任制”两个基本元素，从制度层面解决了“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的问题，打通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从“制度制定”到“制度执行”的“中阻梗”。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目标是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推动党内法规全面深入实施，进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实现政党治理法治化与现代化。未来要持续深化政治监督、实施全周期监督，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保持依法依规从严治党、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