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改革开放不断丰富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四）实现“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双重突破

　　40多年改革开放是沿着“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两条主线向前推进的。7月10日笔者在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主题”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说过，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有“一个主题、两条主线”。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关键是创新各类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第二条主线是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各方面权责利关系，总体要求是达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治理并重。回过头来看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发现，1978—2013年是我国实行以“发展型改革”为主的重要时期，“发展型改革”的快速推进，迅速地解决了我国发展中积累下来的一些突出问题，基本上满足了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有没有”的问题。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是“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双重并重、双重推进、双重突破的关键时期。“畅通国内大循环”既是“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的重要结合点，迫切需要通过制度的纽带效应实施对外开放、对内开放和自我构建，彻底打破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制度壁垒；又是新一轮经济改革一个重要的突破点。如果不能实现“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目标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就会出现与改革相分离的状况和局面，就会造成“两张皮”现象。就理论分析而言，“发展型改革”的重点是继续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配置效率和效益，就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对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对待、一视同仁，促使各类市场主体对生产要素的配置和使用，做出科学而合理的决断决策。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数据统统纳入生产要素，着力推进破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强调“入场”环节和“在场”环节统筹，致力于推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型改革”的重点措施，包括继续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就是要打破行政壁垒，真正让土地、人口、原材料、资金、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充分流通、合理流动。“治理型改革”重点聚焦于解决突出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当下政府治理模式存在的主要弊端，概括地说就是政府和市场关系尚未完全理顺，部分法律法规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不畅，部分领域行业市场准入门槛偏高等问题。譬如，有的地方隐形壁垒多、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行政执法“一刀切”、办事成本高等问题仍然突出，与政府改革目标、企业期待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有不小的差距。党中央牢牢抓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使得资源配置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为显著，政府的作用也更为有效。发展方式是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发展方式变革是发展动力、发展领域、发展质量变革的先导，因而政府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是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经营主体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发展方式变革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关系到能否拥有新的引擎、获得新的优势、取得新的成就的大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基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政治单位，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没有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构想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以及发生根本性转变，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其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并重的产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坚守“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创新发展的结果，这对于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双赢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中国式现代化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改革始终是手段，中国式现代化是目标，手段是为目标服务的。

　　三、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一）通过深化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内涵随着实践的发展愈来愈丰富。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标识性的概念，它由规则维度的“企业制度”、理念维度的“企业家精神”和实体维度的“世界一流企业”三个维度构成。中共中央早在2013年“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原来的《公司法》因应政策导向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对公司资本制度做出重大改革和调整，强调“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目标，以利于发挥市场机制在引导投资方向、确定公司信用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2015年12月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国企分类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国有企业的功能类别和划分标准。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项重大成就。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和主要任务。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在随后的2022年《公司法（修订草案）》审议稿中，首次增加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为《公司法》），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法》的这个表述，无疑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最权威的表达形式。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本质上具有超越国有企业范畴的普适性，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完全可以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实现共通性。进一步完善、规范和推广现代企业制度，是《公司法》重要立法原则和法律实施的规范准则。这主要体现在企业在市场机制下自主经营成为企业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成为重要的改革任务，进一步明晰了公司是拥有全部法人财产权的企业法人，界定了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法定地位与法律关系。从《公司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关系上看，《公司法》的演进与“体制-市场-企业”结构之间存在机制性联系，每当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市场功能定位和企业制度构建发生变化的时候，《公司法》的内容也随之发生相应的体系性变化，这是我国法治体系演进机制呈现“体制引导性”特征在商法领域的具体反映。因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党在全面深化改革现阶段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新兴产业是解决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实问题的产物，能够不断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实现产业更新和生产力跃升的直接力量，新兴产业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经济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