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为外国人代孕，会让俄罗斯的医疗旅游收入大幅减少，医院也无法支付更多税收。海外客户只会转往格鲁吉亚或乌克兰等其他国家。”俄罗斯妇女权益运动负责人主席柳德米拉·埃瓦尔告诉《消息报》。

       “反对给外国人代孕”法案让狄玛的工作陷入停滞后，他愤愤地对南方周末记者吐槽了三遍：“外国客户不能来俄罗斯做代孕了，跟他们讲太多也没用！”

         狄玛从事代孕行业已有五个年头，他所在的未来助孕中心坐落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所罗门大街。该中心为代孕申请者提供供卵、匹配代妈、胚胎移植、亲子鉴定等系列服务。

      “新冠疫情前，我每年会接到一两百个客户咨询，平均为50个寻求代孕的家庭提供服务。”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客户不限于夫妇、单身男女和性少数群体。

      “法案出台前，我跟海外客户会提前在网上沟通好，再让他们飞来俄罗斯体检。体检的生殖医院由我们公司指定，项目包括男性精子质量、女性卵巢功能、双方染色体等。”狄玛说，得到相关证明后，医院再安排客户进行取卵、取精，大约20天左右后可以孕育出胚胎。

       试管婴儿技术出现后，合法代孕国家均采用“妊娠代孕”，即用夫妻双方或捐助者的精子/卵子，形成受精卵，再将受精卵移植到代妈的子宫内，完成生育。相当于“借宫不借卵”，只“借用”代妈的子宫，而代妈与婴儿不存在遗传学关系。

       理论上，代孕妈妈由生殖医生会根据胚胎情况选择。但不乏代孕客户指定代妈国籍、相貌，甚至学历。

       按狄玛的经验看，从客户咨询到宝宝降生最短也得一年半，理想状态下，一套代孕服务总收费约为6万美元。

在行业内，代孕服务均是分阶段收费。“收费阶段包括合同签订、胚胎形成、胚胎顺利移植进代孕妈妈子宫等。”狄玛说，若代孕过程中出现胎停、流产，需要再次代孕，则按代妈怀孕周期评估价格。

       部分代孕夫妇会加钱查看胚胎性别。“看性别按理来说是非法的，但是公司可以与生殖医生协调，一次染色体筛查需要加收500美金。”狄玛坦言。

       新法案出台后，狄玛所在的未来助孕中心只能完成正在进行中的海外代孕服务。狄玛坦言，“如果真想代孕，胚胎移植的部分必须转到其他国家，比如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代孕从业者兰希（化名）打算放弃俄罗斯代孕市场。过去几年，兰希长期对接两家俄罗斯生殖医院，不过受到新冠疫情和政策冲击，她经手的俄罗斯订单都在赔钱，“要么是开不出来代孕证明，要么是医院倒闭，手里的几个单子都黄了。”

       政策变动后，订单彻底无法推进，兰希每个客户要赔三万元人民币。

       在俄罗斯，一套完整的代孕流程需要多方参与，它包括生理父母、代孕妈妈、精子捐赠者和卵子捐赠者。其中，代孕妈妈承受的伦理争议与生理风险最大。

       来自叶卡捷琳堡的塔利亚·佩特洛娃深思熟虑了半年，还是投身进代妈的行列。她独自抚养小女儿，曾开过幼儿园，但没挺过2015年的俄罗斯经济危机。

       长期失业的塔利亚没有收入来源，孩子的父亲又拒绝支付抚养费，成为一名代妈或许是最好的选择。新人道主义新闻社（TheNewHumanitarian）报道称，在俄罗斯市场里，代孕妈妈的报酬约为80万卢布，而普通女教师的月薪仅为4万-5万卢布。

       南方周末记者浏览俄罗斯代孕网站发现，它们招募代妈有着较为相似的模板：年龄在20岁至35岁之间；至少生育一个孩子；身心健康；配偶同意代孕。

     “代孕妈妈大多数是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中下层女性，单身、离异或丧偶，没钱养家，找不到工作。”俄罗斯代孕从业者娜塔莉亚·卡彻耶娃曾在采访中说。

       商业代孕至今仍存在着巨大的伦理和道德争议。反代孕人士认为一单单的代孕订单将代孕妈妈的子宫和代孕婴儿商品化，跨国代孕产业更成为富裕阶层对贫穷国家代孕妈妈的身体剥削。

       代孕支持者的主流论调是：女性拥有生育自主权，成为代孕妈妈的女性可以选择“利他主义”的代孕行为，也可以从商业代孕中获得报酬。不孕不育家庭或单身人士亦享有哺育后代、为人父母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