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业内专家推算，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利用产值，每年至少数百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野味产业。

2019年2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指导意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种源繁育、扩繁和规模化养殖，发展野生动物驯养观赏和皮毛肉蛋药加工。”

2019年12月，武汉陆续出现多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此后疫情迅速蔓延。新型冠状病毒来源，指向武汉一家海鲜市场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

科学研究表明，近些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发传染病，如H7N9禽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都和动物有关。

“这些病毒本来存在于自然界，野生动物宿主并不一定致病致死，但由于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或者侵蚀野生动物栖息地，使得这些病毒与人类的接触面大幅增加，给病毒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危及公共卫生安全。”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等学者指出。

志愿者洪武多次到广东等地的农贸市场调查，发现旱獭与鼠类可以大量批发。而旱獭与鼠类都是鼠疫的自然宿主。

“两广向来有‘一鼠抵三鸡’的说法，所以鼠类、旱獭等很有市场。它们又黑又大又多，混杂在一起，市场好像‘地狱一角’，但商贩都声称自己是持证合法经营，拿他们没办法。”洪武说。

更荒诞的是，鼠类等野生动物被林业部门批准进行驯养、繁殖、利用，然而农业部门却无法对其进行检验检疫，食用的潜在危险极大。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动物检疫的范围、对象和规程由农业部制定、调整并公布”。公开信息显示，目前我国农业部门只颁布了生猪、家禽、反刍动物、马属动物、犬、猫、兔、蜜蜂等约10种动物的产地检疫规程，野猪、野禽等可对应参照上述规程进行产地检疫。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动物无法进行检疫。

专家表示，动物检验检疫的标准确实“很令人头疼”。一方面，人类对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毒及其传播方式的了解十分有限，无法制定相关依据;另一方面，从公共卫生安全角度来看，不应该允许相当一部分动物进行经营利用，更不能为其制定检疫标准。

“基本沦为一个摆设了。”林业部门一位长期负责野生动物保护的专业人士表示：“野生动物种类太多了，一百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省重点也有一两百种，还有数量更多的‘三有动物’、没有列入保护名录的动物。没法检，不知道检什么东西，根本弄不到位。”

呼唤饮食“文明”

2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表示，已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宣布修改法律，是对民声民怨的积极回应。

专家学者认为，目前我国野生动物的数量锐减、公共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根源在于对野生动物的滥用。通俗地说，就是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

法律既是社会价值观的反映，更应引导社会的理念。在资源匮乏的年代，将野生动物视为“资源”加以利用，是历史的客观局限。现在，中国人普遍接受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立法不应落后于公众意识。原有法律中将野生动物作为“资源”进行“利用”的理念，应该重新审视。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该回归“保护野生动物”的初衷和本意，根本还是要为保护野生动物提供法律保障，而不是为“利用”野生动物提供法律保障。

此外，野生动物保护法不是“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法”，要改变目前法律重在保护濒危野生物种，而非重点保护动物“有效保护几乎为零”的状态。

周海翔认为，物种之间相互依存，健康平衡的生态系统离不开每一个物种。数量巨大的非重点保护动物，才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塔基”和“塔身”，其对于生态系统的价值绝不弱于处于“塔尖”上的重点保护动物。

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对人类危害更大的并不是数量稀少的国家级保护动物，而是现在被广泛允许利用的非国家级保护动物。经过两次大的疫情，应该更多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对野生动物保护政策进行调整。需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范围扩展为全面覆盖所有野生动物，对野生动物提出普适性保护规定。

此次修法，还将加快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的修改进程。专家指出，修改动物防疫法是好事，但切忌为了配合野生动物利用而强制扩大动物检疫防疫的范围。基于对动物病毒存在许多未知的现状，严格控制为野生动物发放检疫证的范围。

针对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泛滥的现状和惩处的困境，还应制定具有震慑力和针对性的法律内容。

从管理的角度看，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吕忠梅表示，应防止主管部门监督与管理职能合一、“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状，通过完善流程加强部门联动，填补目前管理体制中的空白。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马勇表示，信息不公开，公共利益就容易变成部门利益。野生动物监管问题亟需中央环保督察全覆盖，查处一批失职渎职的典型案例。(记者史卫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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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草局等五部门共同开展打击野生动物违规交易专项执法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