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涌现的依靠电子商务创业的网商在村落集聚，形成淘宝村。淘宝村所集聚的不仅仅是创业农民，更重要的是，创业精神、电商服务和配套政策等都在这一区域集聚，我们可以将淘宝村看成是草根创业孵化器。对草根创业者而言，得益于电子商务的便利性，自我雇佣或规模较小的雇佣生产更为常见，可以满足这种特殊创业模式的需求。

为提升消费者的信任度和应对潜在的市场需求，网商组织模式必须从家庭作坊式向企业化转型，这已经成为淘宝村发展的关键。在淘宝村集聚化发展的县市，电子商务成为地方经济新的推动力。于是，信息化带动了当地的产业发展。

以超大型淘宝村集群为例，在浙江义乌(小商品)、山东曹县(演出服)、浙江永康(健身器材)、浙江温岭(鞋)、江苏睢宁(家具)、浙江慈溪(小家电)、浙江乐清(电工电气产品)等地，经营相应产品的电商群体，年销售额可达数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这样的局面有力促进了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此外，淘宝村的形成也促进了当地电子商务服务业的发展，比如物流、快递等行业。

淘宝村的形成推动了当地网商的企业化，并且直接推动了制造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一种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信息化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模式正在形成。这样一来，在淘宝村集群的地区，创业企业不断涌现，企业数量不断增多，雇佣的劳动力相应增加，这在推动产业不断升级的同时，无疑为当地政府带来了充足的税源。

另一方面，上级政府制定了新的税收激励方案。县级政府每年会给乡镇政府规定一个税收额度指标，乡镇政府必须完成这一指标，超额完成的税收则可按一定比例留存。这对乡镇政府形成了较强的财政激励，因为能征收上来的税越多，意味着可供留存的税越多。

于是，借助信息技术发展壮大起来的淘宝村，既为地方带来了更充足的税源，在财政激励政策作用下又直接增强了乡镇一级的财政能力。

三、信息技术与治理能力

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决定明确要求，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无疑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早在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就指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国家治理体系已经呈现了“技术+规则”的发展趋势。比如，交通监控技术在交通执法中的应用、大数据在企业失信治理中的应用等。但必须明确的是，我们说信息技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抓手，是说其主要职能在于为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

本文以下以大数据在企业信用监管中的应用及上海市的实践为例，阐述信息技术对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价值。

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提出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并要求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国务院发布实施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2013年7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并于同年10月8日开通“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在上海，根据“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公布的失信企业信息，2013至2017年，上海市失信企业共7859家，约占全国总数的4.05%，整体上呈现波动增长的态势。2013年第一季度到2015年第二季度，新增失信企业数量持续增加，季度平均增长率高达23.87%。

2015年4月1日上海市开始实施《上海市政府部门公示企业信息管理办法》，完善了企业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提出建立健全事前告知承诺、事中评估分类、事后联动奖惩的信用管理模式。从2015年第三季度开始，失信企业增速有所下降。2015年第四季度新增失信企业数量为270家，较2014年第二季度减少41.30%。

2016年第一季度到2017年第三季度失信企业增速明显上升。在此期间，上海市实施《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和使用管理办法》(2016年3月1日)和《上海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2016年10月21日)，采取 “绿色通道”和“黑名单”制度并举的策略，强化了对守信主体的激励和失信主体的惩戒，短期内减缓了失信企业增速，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失信企业快速增加的问题，2017年第三季度新增失信企业数量达到1038家。

2017年10月1日，上海市实行我国首部关于社会信用建设的综合性地方法规--《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条例的实施是一种制度改进，加上严格执法，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失信企业快速增长，2017年第四季度新增失信企业数量为723家，较上一季度减少了30.35%。(参见图1)

图1.  2013-2017年上海市新增失信企业数量的季度变化趋势

从上海的企业失信量化分析中，可以发现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地方治理中已经发挥了积极影响，对类似企业失信这样的恶劣行为产生了约束作用。

四、余论

本文以淘宝村的兴起和壮大和大数据技术在企业信用监管中的应用为例，阐明了信息技术的普及为基层财政能力带来了“信息红利”。我们认为，之所以能如此，是基于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较高这一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