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玲听父亲生前说起，他16岁就到农村参加劳动，那时经常在地里找包菜和莴笋当饭吃，把节余下来的粮食换成粮票，留给父母，“所以我爸后来总是不吃包菜和莴笋，他说小时候吃得太多了，长大后看到这两样菜就想吐。”
除了在农村劳动，邓世平年轻时还当过木匠学徒，生活上吃了不少苦头。文革后，邓世平和弟弟、妹妹被陆续安排工作。他进了教育系统，到教师进修学校参加过培训，获得了教师资格证。
邓世平起初分到新晃县二完小从事教学工作，教过数学和美术，后来陆续调到新晃县教学仪器厂、新晃县一中。
邓世平的妻子没有正式工作，两人婚后生育了两个子女。在邓玲的印象中，父亲严厉正直又不失幽默。“对我疼爱得不行。”邓玲记得，父亲只打过自己一次。
那是邓玲6岁时，读小学一年级的她跟着父亲去上学。“那时他教四年级的数学。有次因为我拖拖拉拉，害得他上课迟到了。他很急，就打了我一巴掌。”邓玲记得，晚上回到家，父亲摸着她被打过的小脸，“他问我还痛不痛。那是我爸这辈子打过我的唯一一次。”
邓玲觉得，父亲对她弟弟更严厉一些。“我弟弟小时候挨过不少打。”她说，弟弟小时候活泼顽皮，有一次偷了家里1元钱出去买零食，父亲发现后发了大脾气。“那次我弟弟被我爸打屁股痛得要死，打得我妈都哭了。”邓玲说，父亲一直教育她和弟弟，要做诚实的人。
邓世平的严厉，他弟弟邓晃平也印象深刻。“他比我大6岁，小时候常照管我们的生活。”邓晃平记得，自己做错事后，哥哥常要他面壁思过，不过平常又很疼他，“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哥为我和姐姐做烙饼，总让我们先吃，自己从不多吃。”
在邓玲的记忆中，父亲还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她在长沙读大学时，父亲偶尔坐十来个小时的火车去看她，往返的火车上不舍得吃盒饭，总是用几块饼干充饥。邓玲记得，有一年父亲带母亲去北京治眼病，住院期间，父亲常常在食堂只买一份饭菜，“让我妈先吃，剩下的他再吃。我爸不舍得买两份。”
邓玲透露，父亲在新晃一中管后勤时常出差，“后来听说很多同事都不愿和他一起出差了。”邓玲说，她父亲出差期间，常常吃路边卖的玉米或馒头，不舍得进饭店，弄得一起出差的同事常有怨言。
在为人处事方面，性格耿直的邓世平有个特点：不喜欢“绕弯子”。
“他一直很正直，敢讲真话。”刘斌是邓世平当年在新晃一中总务处的同事，今年6月他向澎湃新闻证实，当年杜少平承包学校跑道工程，在建设过程中，邓世平认为工程存在质量问题，公开地提出了意见。
“敢讲真话的人，不应该是这个结局。”刘斌在电话里叹了口气。他说，只有“把捂着的盖子全部揭开”，邓世平这位老同事才能“走得安心”。

邓世平生前与年幼的女儿在一起。 邓世平女儿 供图
被改变的家人
出事之前，邓世平毫无疑问是家里的“顶梁柱”。那一年，除了两个孩子，他的妻子没有工作，父母已年逾七旬。
邓世平的儿子邓军至今记得，父亲失踪那天晚上下着很大的雨，他蹲在家门口等父亲，“一直等了很久很久，我爸都没有回来。”
第二天，邓军跟着母亲到新晃一中寻找父亲，向亲戚朋友四处打听。邓军的姐姐邓玲也从长沙赶回来。一家人去电视台播放寻人启事，去公安局报案，可邓世平依然杳无音讯。
当时到学校了解情况后，邓家人开始怀疑包工头杜少平，但没有证据。邓军说，当时家人猜测父亲可能被埋在操场的工地下面，也想过请挖机来挖掘，“可操场太大了，挖某一个地方不一定找得到，全部挖又没这个经济条件。”
“那两三年我们一直在哭，我妈每天都在哭。”邓玲说，父亲失踪后的几年，整个家庭都被悲痛覆盖了。
可生活还要继续。在亲戚朋友的救济下，邓玲、邓军姐弟俩先后读完大学。两人学的都是跟美术相关的专业--父亲生前教过小学美术，对他们有些启蒙。邓玲记得，平常节俭的父亲极少给她和弟弟买玩具、零食，但在请家教方面愿意花钱。
大学毕业后，邓玲在私立学校教过书，在企业打过工，后来开始创业。她弟弟则跟着叔叔经营宾馆，后来到同学的企业打工。“我和弟弟两个人都不会挣钱。”邓玲说，她和弟弟都受父亲的影响，实在、诚信，“宁愿亏自己也不愿亏别人。我这种性格其实不适合做生意。”
邓玲认为自己是一个性格坚定的人。与澎湃新闻记者对话时，她语速不快不慢，说话富有条理，情绪冷静。她说，父亲失踪后，弟弟还小，母亲一直是家庭妇女，自己是家中“老大”，“哭了几年”后学会了坚忍。
“影响最大的还是我弟弟。”邓玲说，父亲失踪时弟弟正进入青春期，是“最需要父亲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