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7日，"羊城新质·法治赋能"2026年广州律师法律服务产品成果展演在广州举行。活动由广州市律师协会指导、广州市律兴律师业务发展研究院主办，25项法律服务产品集中展演，覆盖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生物医药、跨境电商等领域。上海兰迪（广州）律师事务所共两项产品入选本次展演名单，其中，由该所主任苏丽云律师现场展演的，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反舞弊专项法律服务产品》。

　　抛开展演形式本身，更值得互联网企业注意的是这项产品背后的判断：平台企业的内部舞弊，已经从"个别员工伸手"演变为需要系统性法律工程来应对的风险。这一判断，来自该产品的申报人——上海兰迪（广州）律师事务所主任苏丽云律师。

　　一、舞弊对象变了：从"钱"到"流量"

　　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内部舞弊，正在脱离传统认知。苏丽云律师在展演中将这种变化归纳为三点。

　　其一，舞弊对象数字化。 涉案财物从货币资产扩展到流量权限、账号数据、虚拟货币等数字资产。这类财物能否被认定为职务侵占、受贿的对象，司法实践中仍有争议，认定路径直接影响案件定性。

　　其二，权力来源平台化。 流量扶持权、供应商准入权、活动资源位分配权等"软权力"成为寻租标的。它们没有明确的岗位职权外观，也不体现在审批单据上，隐蔽性远高于传统的采购、财务岗位。

　　其三，手段隐蔽化、链条化。 通过刷单、虚构业务、注册空壳公司等方式层层过账，资金在多个主体之间流转后再回流个人，常规财务审计难以穿透。

　　行业公开数据也印证了风险量级。2025年，腾讯查处内部舞弊案件70余起、90余人被解聘；抖音集团有5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个案层面，某短视频平台高管职务侵占金额达1.4亿元，某外卖平台副总裁受贿4000余万元。舞弊已从偶发事件，演变为侵蚀企业利润、影响公司治理与品牌声誉的持续性风险。

　　二、产品逻辑：把调查、控告、重建装进一个闭环

　　《互联网平台企业反舞弊专项法律服务产品》的架构，是"刑事威慑＋内部调查＋合规重建"三维联动，目标可以概括为四个环节：发现、查清、追诉、防住。

　　据展演材料介绍，产品聚焦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三类高发罪名，拆解为五大模块：舞弊风险体检，以固定服务费方式主动排查内控漏洞与高风险岗位；个案专项调查，按案件复杂程度分级定价，完成财务账目穿透、合法访谈取证与电子数据取证；刑事控告与追诉协助，精准定性罪名、制作控告材料、推动立案并代理被害单位参与诉讼；合规体系重建，设计内控制度、输出制度文件、建立证据留存规范；危机响应与外部协调，处理突发舞弊事件的即时应对与对外沟通。

　　流程上，产品设计了四步闭环：线索研判与方案设计、专项调查与证据固定、刑事控告与立案推动、合规体系重建与长效防控。与传统"分段外包"的做法不同，四步之间是证据接力关系——前一步的取证成果，必须能直接支撑后一步的法律主张。

　　三、真正的分水岭：调查做完了，案子立不了

　　在苏丽云律师看来，企业反舞弊最常见的浪费，不是查不出问题，而是查出来推不动。"很多企业的内部调查报告是按 HR 或审计的逻辑写的：事实清楚、责任明确，但达不到刑事立案的证据要求。"

　　她给出的解法，是把刑事律师的对抗性思维前置到调查阶段——以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预审查每一份证据，提前判断行为定性、证据链缺口和对方可能的抗辩点，再反向设计取证方案。这样调查结束时，材料可以直接转化为控告材料，而不必推倒重来。这一思路也被写入了产品的服务标准：访谈程序、电子数据提取、书证固定都要同步满足刑事程序合法性要求，避免证据在庭前被排除。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案件的转折点往往出现在"事态明朗之前"。控告方的证据组织质量，在立案阶段就基本决定了案件走向；等到案件带着既定定性进入审判程序，可调整的空间已经很小。

　　四、反舞弊实践的接触点：一个专业刑事辩护律师的样本

　　上述行业变化，在一线执业者身上有具体样本。

　　苏丽云律师，上海兰迪（广州）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曾于检察机关任职8年，从事刑事律师工作十余年，现任广州市律师协会网络犯罪专业委员会主任，入选律新社《精品法律服务品牌指南（2026）》商业犯罪领域"品牌之星"。其业务领域主要涉足重大经济刑事案件辩护、企业安全合规及反舞弊，既代理过企业内部舞弊的刑事控告，也办理过企业及高管被追诉一端的辩护，为多家头部互联网企业提供内部反舞弊调查、刑事应急方案与安全合规服务。

　　其公开办案记录中，与反舞弊直接相关的几起案件颇具代表性：

　　——某大型能源企业内部反舞弊案，涉案金额上亿元，团队完成全部取证并提起刑事控告，案件已进入法院审理阶段；

　　——深圳某大型互联网公司高管职务犯罪案，形成并提交近六万字法律意见书及全套证据材料，法院支持控告方意见，相关人员获判实刑；